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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将军”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自然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由于此赋作于十二月份，我们可进一步将其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这两个时间之内。这两个中究竟哪一个是《哀江南赋》的作年呢?当是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理由有二:其一，既然《哀江南赋》是作于明帝时，“周星”不可能是指“十二年”。这也证明了上文将“周星”解释为“岁星”并代指“北周运祚”是合理的。《周书·孝闵帝纪》中记载，元年（557）二月己亥，“岁星守少微，经六十日”;五月癸卯，“岁星犯太微上将”。而558年无关于岁星的记载。庾信在赋中对557年“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情况发出感叹后，紧接着进一步抒情:“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陆机之辞赋，每陈世德。”可见，“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当是写赋前的情况，也是庾信创作该赋的最直接的诱因。而周明帝元年（558）十二月距天现岁星的时间相对较远。其二，鲁文中已经提出，赋中“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等句均是指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前的事。庾信自554年入北，被“三年囚于别馆”，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也恰合“三年”之数。赋中反映的时间均截止于此时，当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此时正是该赋的写作时间。
另：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考证，《哀江南赋》成于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78）。
【作品鉴赏】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
1．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
2．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徐)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
林纾《春觉斋论文》
3．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4．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哀江南赋》
5．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1]
钱钟书《谈艺录》
6．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