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

作者有感于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衰败形势，为适应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图强，重整军备的需要，对战国至五代各王朝的兴亡成败和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从中寻求历史借鉴。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为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评论，然后历数古代正反事例，来论证作者的观点。所以书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以顺合而以奇胜。”(《苻坚》)在战略决策方面，强调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要联合与国，共同抗敌的道理。

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主张集中兵力，反对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轻敌，指出：“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他还认为弱能胜强，其原因是弱能思奋，强则易懈，所以胜败不在多寡，在有节制，使百万若使一人者胜。对于兵法的学习和运用，他以霍去病为例，详细论述了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的道理，指出：“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

“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要加强纪律，反对徇私情。他以李广为例。说明纪律的重要，认为李广是难得的将才，士卒也都拥戴他，但最后败在纪律松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号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李广》)要求将帅要有智有勇，认为“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杨素》)他还认为真正的智是“谋夫策士”组成的智囊团，主张要向刘邦那样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

《何傅士备论》从军事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评论历史人物，史论结合，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敢于否定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书。苏轼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用现代的观点看，其中对某些人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某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主张愚士卒之耳目等。

《何博士备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砚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砚斋缮写”五字，前有元祐四年(1089年)正月苏轼荐何去非奏状和五年苏轼知杭州府时再荐奏状，张蓉镜手书封面，后有黄丕烈等跋。现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两种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浦城遗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半亩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留香室刊本、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刊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等。

《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