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老人在她97岁的时候完成了《黄慕兰自传》，今年，她105岁的时候，得以出版。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传奇一生。
作为女人，她的一生多姿多彩。如果算上家里的包办婚姻，她一共嫁过四个男人，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六个，三男三女。她当过纱厂女工、大律师夫人、女银行家，在旧中国的大上海是社交圈中的红人……但是她的第一身份，是中共的特工。
中共的红色间谍是一类非常特别的间谍。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在电影里看到的007或是《谍中谍》中的汤姆克鲁斯，没有那样矫健的身手，甚至根本没有特工训练，他们隐匿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完全与他们的身边人融为一体，可能是贵妇人，也可能是穷农妇，但他们的内心是红色特工，这是永远高于他们的其他各种身份的。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与最后一任丈夫陈志皋的结合。当时她的真实婚姻情况是，已经嫁过两次她的革命战友，第一位已经牺牲，留下一个儿子送去孩子爷爷家抚养，第二位奔赴了苏区，从此渺无音讯，也留下一个儿子在一位战友家抚养。而陈志皋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对这些当然都不知情，不惜咬破手指写血书来追求她。最后党组织替她做了决定：嫁给陈志皋，为的是党的利益。组织说：“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离开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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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当时的主要地下工作是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营救出的最著名的中共党员是关向应。而陈志皋作为著名律师，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出力，很大原因是他爱黄慕兰。在“西安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黄慕兰向党组织提出，现在中共党员大批被释放出狱了，她的营救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要求调到根据地去工作——当时她的第二任革命伴侣贺昌离开上海赴根据地时她就这样要求过，但党组织却仍然没有批准。
如果党组织当时批准了她的要求，她去了根据地，会怎么样?她想过没想过陈志皋怎么办?当时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后来，在黄慕兰见到周恩来时，这样谈过：“这些年来，我在他家中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难安……”这里，透露出些许难言苦衷?
党组织不批准她去延安，是看中了黄慕兰在大上海的出色表现。确实，从个人的潜质能力来说，上海更是她驰骋的舞台。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是位美女。不仅貌美，而且是女活动家，组织能力极强，她一旦涉足金融业，就显出了超凡的禀赋，成功地将一家曾经在上海数一数二的信托公司救活。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滩，她频繁举办拍拖是名噪一时的沙龙女主人，那时可以说是黄慕兰人生的辉煌顶峰。即使她不做女特工，她的这个女银行家身份完全名副其实。
但是，在她的内心，红色间谍的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间谍不为金钱也不为过瘾，是为信仰。为这个身份，什么个人的东西皆可抛弃，甚至至亲也不在话下。党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也是这样自觉自愿。而也就是因为这个身份，她人生的后半段一片泥泞。
她的一生蹲过四次监狱，前两次是国民党的，后两次是共产党的。前两次，她坚不吐实，坚强而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红色特工身份;而后两次，她的全部努力却是证实自己是红色特工。黄慕兰的人生辉煌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停止，以后的生涯除了蹲监狱，就是出了狱后的上诉陈词，直至1980年她73岁时，才获得一纸平反书。
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我们这些只从教科书中读到党史的读者，不啻是极好的教材。历史不是几条干巴巴的纲线和若干小重点，那是一个个具体人生的血和肉。读到这些，你才能领悟到一些时代的真谛，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何以是今天这个样子。
包办婚姻中走出的“花木兰”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1907年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幕友(相当于秘书)，思想开明，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
黄慕兰小时候读了很多书，最钦佩《列女传》中花木兰的智勇双全。于是，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即仰慕花木兰之意。
1919年，黄慕兰成为长沙周南女校的第一批学生。这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杨开慧、向警予、蔡畅、丁玲都曾在这里就读。黄慕兰在自传中回忆：“周南女校的学习生活虽然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却对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解放的种子。”在黄慕兰老人家的客厅里，周南中学在她百岁寿辰时送的一幅湘绣，被摆在正中间的电视机上方。
黄慕兰的父亲误听媒妁之言，从小给她定了亲。1923年，黄慕兰嫁入婆家，才知道丈夫是个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这时，正值北伐大革命的高潮，提倡妇女解放。黄慕兰趁父亲来婆家看她，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幸运的是黄慕兰的父母开明，支持她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岁的黄慕兰只身来到武汉投奔革命，通过听陈潭秋讲党史，听苏兆征讲工人运动史，听彭湃讲农民运动史，听宋庆龄讲中国妇女运动史……黄慕兰进步神速，脱稿演讲、演话剧、主持会议，毫不怯场，深受重用。她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协助她们从事各项具体工作。
1926年，黄慕兰加入中国共青团。入团后，她认识到投身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求自身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革命的理想。同年，黄慕兰入党。
在工作中，黄慕兰认识了宛希俨。当时，黄慕兰在《民国日报》做副刊编辑，宛希俨做总编辑;黄慕兰是武汉市党部的妇女部长，宛希俨是宣传部长。朝夕相处，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情。
1927年的“三八”节，对黄慕兰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社会名流全部到场，而年仅20岁的黄慕兰是那次大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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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结束后，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仪式，只是在报上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勇敢地否定了过去的包办婚姻。
从“地上”转入“地下”
1927年国共决裂后，黄慕兰随丈夫宛希俨转战到江西。宛希俨任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慕兰任省委秘书，兼省委的机要交通员。
当时省委机关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设在一家酱园店内。已经怀孕的黄慕兰，打扮成普通家庭妇女，以避开敌人的注意。黄慕兰的任务之一，是将中央发来的文件，抄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抄写的方法，是用写小字的毛笔，蘸着米汤水，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字迹就显露出来。米汤水不能太浓，毛笔也不能太粗，否则就会在纸的正面渗出痕迹来。
黄慕兰经常要根据交通员的打扮，灵活决定文件写在哪儿。比如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她就会把文件抄在《圣经》里。
地下工作危机四伏，1928年，宛希俨被捕，英勇就义。
“希俨牺牲时才26岁，这是我一生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告慰他的在天之灵。”黄慕兰晚年提到宛希俨，岁月依旧没有冲淡悲痛之情。
营救关向应
1929年1月，来不及悲伤的黄慕兰接到党中央命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
到上海后，黄慕兰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她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这期间，黄慕兰结识了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贺昌。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黄慕兰与贺昌结婚。
1931年4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闸北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4月21日，负责中共地下党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不仅供出了中共地下党中央几乎所有的机关以及领导人的地址，还将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领导人都逐个指认了出来。幸好关向应被捕时，顾顺章正在汉口，对此并不知晓。营救关向应迫在眉睫。
周恩来找到黄慕兰。命令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慕兰在脑子里反复筛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分析再三，最后她求助于好友、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要求拜见其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可谓一言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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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陈家，老太爷一看，黄慕兰举止端庄，谈吐注意分寸，很有教养。他也不说客套话，见面就很认真地问：“为什么你是湖南人，而你表哥是关外(关向应是辽宁人，当时把东北叫关外)人呢?”黄慕兰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姑妈当年远嫁关外，所以表兄是关外人。他这次来上海经商，不知什么缘故，被戴上了‘红帽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实在是冤枉呀!”
几天后，老太爷约黄慕兰与负责关向应案的赵法官吃饭。席间，陈其寿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的表兄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起来了。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口供怎么样?
”那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个经商的。”老太爷就说：“是啊!没有证据怎么就乱抓人呢?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赵法官说：“陈老伯，我回去再看看案卷。您的吩咐，我一定尽力照办就是了。”
但是关向应还是迟迟没能被放出来，原来是一个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于是让陈志皋用自己的名义送了四两最好的烟土去找李书记官。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智救周恩来
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插曲”。
为了解关向应案的最新进展，1931年6月的一个下午，黄慕兰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老同学曹炳生。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9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赏金真高!”
曹炳生又接着说：“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招供了。”黄慕兰的心悬了起来，暗暗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突然，一个符合描述特点的人物闪进了她的脑海里：这个人很可能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他要是叛变可不得了!
黄慕兰心里急得要命，但一直忍到曹离开。随后，她以头痛为由请陈志皋送她回家。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组织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果然，当天晚上，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用钥匙开门闯进了周恩来转移前的住所，扑了个空……向忠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黄慕兰的这次偶遇，挽救了整个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
就在黄慕兰屡立奇功的同时，贺昌却决定回苏区打游击。黄慕兰希望与丈夫同去苏区。贺昌留下了这样的话：“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而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1931年，黄慕兰与贺昌诀别。黄慕兰后来得到消息：贺昌在率部转移时，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弹尽粮绝而壮烈牺牲。
曾想留住蒋纬国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黄慕兰一直都对贺昌念念不忘，陈志皋“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的手巾上书写爱意”。
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5年，带着“继续尽力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三项约定，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蔡元培、陈志皋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黄慕兰对外宣称已脱党。
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战斗中，黄慕兰竭尽所能做了不少争取国民党留沪人员的策反工作。敢想敢做的黄慕兰，曾想争取劝说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留在上海。她通过国民党空军学校校长胡伟克，约了蒋纬国的养母姚冶诚夫人见面。
姚氏夫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黄慕兰请她共进素斋。席间姚冶诚委婉地说，纬国是她抚养大，虽然思想倾向进步，又不得其父欢心，但他父亲必定会派人来接她母子去台湾的。虽然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在这样的时刻，她母子如弃之而去，父子不同患难，似亦不妥。黄慕兰见她去意已决，也不再勉强。
从秦城监狱到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和陈志皋未能得到政府的妥善安置，陈志皋于1950年5月末离沪赴港。他的出走，对黄慕兰的感情造成了深重的创伤。
1955年，黄慕兰因潘汉年、杨帆的冤案牵连入狱，1959年转秦城监狱。在经过长达25年的牢狱生涯后，黄慕兰才得以重见天日。1984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与黄慕兰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一见面，邓大姐亲切地叫了声“慕兰啊”，伤感地说：“我们已有42年未相见了!”姐妹俩嘘寒问暖，回忆往昔。
1993年，黄慕兰移居杭州，开始了简单平静的生活。现在由两位保姆照顾她的起居，黄老十分爱清洁，至今仍保持阅读与写作的习惯，偶尔打打麻将，下午要午睡，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偶尔会看一点电视连续剧。保姆告诉记者，老人目前身体以及精神状况都不错。
黄慕兰在自传中写道：“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