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教育界，最高学府一向为“清华、北大”执牛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中，涌现出数不清的名流大师，特别是在民国初年，西风东渐之初，这些大师们设帐于清华，用他们的学术和智慧铸造了中国这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为中国和中华民族从愚钝到开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建立十余年后，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光辉夺目的鼎盛期，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诞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那时的清华大学的名称叫“清华学校”，是一所用美国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校长是曹云祥。
清华学校最初仅为留美所设，课程也以研究西学为主，其时颇受社会指责。校方为了使清华学校成为一所中西兼备的高等学府，决定顺应时代潮流，设立清华研究院，延聘名师，充实“国学”之基础，于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大师应邀而来。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人为研究生导师，后人称之为“清华四大导师”。李济为研究院创院之初唯一的一位名义上的特约讲师，但也从事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后人将之五位大师共聚一堂称之为“五星聚奎”。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是吴宓教授，吴宓这个人和国学研究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人物。
清朝末年，梁启超追随恩师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是“戊戌变法”中保皇党的第二号人物。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后出任民国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等职。1918年，退出政坛的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在法国考察期间，梁启超等人将巴黎和会的内容传递到国内，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产生，由此而催生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是一个极其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学术大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他既发表科学常识、历史政治论著、文学作品，也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来。梁启超的文章内涵丰富、激情洋溢、深入浅出、简洁流畅，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梁启超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宗师人物。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通晓日、英和德文，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同时，王国维的在历史、文学、考古、戏曲、音韵、古文字、敦煌学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甲骨文、殷周金文、汉晋竹简和封泥上造诣颇深，是一位有着深厚学问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不只是学问广博，而且着一些不平凡的际遇，那就是他于1923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故宫充任过清逊帝的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皇帝读书和学习之地，“南书房行走”是一个官名，是指在南书房陪伴皇帝执勤的翰林的称谓。“南书房行走”的入选之士不仅是德高品正的有道君子，而且还是满腹经纶饱学之士；它承担着皇帝的机要秘书的任务，也担负着教导皇帝学问之责，因此也被俗称为“帝王师”。
在国学研究院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在前，梁启超在后。梁启超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是大过王国维的：梁启超不只在国学、教育上名气很大，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是宗师人物；王国维则主要是在学术上的博大精深。这样的排名，是由于梁启超的谦让和推崇，梁启超曾说：“（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之学人”。王国维因做过“帝王师”，居理不疑、荣辱不惊，也就坦然受之，这也成就了这一对大师相互欣赏而又彬然有礼的佳话。
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神秘色彩的大师，据说他精通22种语言，通晓波斯文、突厥文等接近失传的中亚古代语言以及最能懂的佛教梵语和佛教史，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陈寅恪的治学面很广，他对于诗歌、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都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和著述，但因陈寅恪在历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人们常称陈寅恪先生为历史学家。
陈寅恪在授课的课堂上，有著名的“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上课时，学生云集，甚至有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冯友兰等人也都毕恭毕敬、风雨无阻地去听他的课。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讲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于是对外族古代语言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最后成为了一名语言研究大家。
陈寅恪一直被知识界公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梁启超曾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郑天挺称陈寅恪为“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更是对陈寅恪高度褒赞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来一人而己！”
陈寅恪虽学识浩瀚，但也有幽默的一面。在国学研究院，流传着陈寅恪送给学生们这样一幅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被人们尊称为“康南海”和“南海圣人”，因梁启超是其弟子，因此梁启超的学生就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大清皇帝”是指清逊帝傅仪，王国维作“南书房行走”时，曾为傅仪讲学，是“帝王师”，因此王国维的弟子就是“大清皇帝”的同学了。那些听到陈寅恪以这样风趣的对联送给自己的研究生们，先是一愣，待解其意，一齐哄然大笑。笑声过后，却又会感到这副对联回味无穷，有一种自豪和自傲之感慢慢浸入脑际。
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写过这样一句话：“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一直把“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视作做学问的灵魂所在。
后来，由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成为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治学”的金科玉律，也被所有真正做学问的人视为应当坚守的“学术人格”。
赵元任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才，在中国语言学界一向尊他为“中国语言之父”，据说他能分辨和研究中国60多种方言，能讲33种方言，是通晓中国语言种类最多的人。赵元任学识杂博，从数学、物理学、文学、哲学、音乐学到语言学，都能登堂入室而有研究，一生中以研究语言学的成就最大，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在国际语言学界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以至于美国语言学界把他誉为“永远不会错的赵先生”。
赵元任是一个文理并重的人才。他是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的学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的是数学和物理，在哈佛大学读的是哲学和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聪明的才智使他成为横跨数字、物理、哲学、音乐、语言、文学各界的全能人物，这在中国学术界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赵元任成名很早，他在美国留学后就在美国任教，一直为国际学术界看重。比如在1924年赵元任从美国回中国之前，他就在哈佛大学教授哲学和文学，而在此之前他教的则是数学和物理学。能够在世界顶级大学同时教授各种学科，可见其在各方面不凡的造诣，其聪明才智令人望尘莫及。
李济和赵元任同为哈佛大学的校友，赵元任是哈佛哲学博士，李济是哈佛人类学博士。李济入聘清华国学研究时，已加入了美国人组织的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一个考古团队，故只能兼职。按清华大学的规定，兼职的人员只能授予“讲师”，而不能授予“教授”（也称“导师”），因此李济也就没有被列为导师之列，但是他做的工作和其他四位导师一样并无二致，都是教授研究生的学业。他也是国学研究院创院时唯一的一位讲师。
李济是中国考古界的先驱，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过震惊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片和各类人造遗物，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了数百年。
直至今日，殷墟发掘依然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而正是主持发掘和研究的领军人物李济，使得中国最早的历史由模糊变得真实可见。因此，李济的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将永远也无法被超越。
五位国学院的大师是如此声名显赫，而国学院的主任吴宓教授也是不同凡响。
吴宓早年与陈寅恪、汤用彤同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因成绩优异、刻苦求学，被当时中国留学生称之为“哈佛三杰”。这三位人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吴宓和汤用彤从哈佛毕业时均为硕士学位，陈寅恪更是特立独行，他为了不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取和材料的收集，连硕士学位都没摘取便又转向欧洲求学，可谓学人中的极致。
吴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记忆力超群，学识特别庞杂。吴宓在清华大学开的课程可达几十种之多，其课程大多是中西现古代历史、西文文学史、西方名著、中国文学、《红楼梦》研究等等，吴宓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和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擅长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因此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吴宓还是“学衡派”代表人物，他主张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吴宓认为应当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声称“昌明国粹”，大力提倡文言文，与胡适等人主张的提倡“白话文”运动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认为是逆潮流的行为。
吴宓有一个大贡献，就是筹备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延请的五位大师中，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延聘与吴宓有着巨大的关系。陈寅恪和吴宓是同学好友，吴宓对陈寅恪的举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吴宓对陈寅恪一直非常尊重，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成为学人间流传甚广的佳话。
吴宓延请王国维时，据说是走进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为吴宓的诚意所打动，决定应聘。但是应聘前，王国维还专赴天津租界，请求了清逊帝傅仪，得到傅仪首肯后才最终决定来清华国学院执教。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这也成为王国维效忠清室的一段趣谈。
吴宓虽也学识渊博，他身为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但并无在研究院执教研究生的资格。吴宓当时在清华大学中授课，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做组织和联络工作，并不能够承担研究院教学任务，这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这五位大师，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的组织之下，共同执鞭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们各有专长、各有特点，但都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风”，因而名声大噪。
这几位大师的加盟清华，开创了清华学校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人文学界，影响尤为深远。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昆明湖中自沉；1928年，梁启超先生因病逝世，清华国学研究院元气大伤。1929年，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宣布停办国学研究院。
基本上与此同时，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为傅斯年提供了人才延揽的绝好机会。
傅斯年经过一番运作，陈寅恪被聘为历史组（第一组）主任，赵元任被聘为语言组（第二组）主任，李济被聘为考古组（第三组）主任。而这次，赵元任和李济是史语所专职研究人员，陈寅恪却因还要在清华大学担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的教学，成为史语所兼职研究人员。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存世时间只有短短几年（1925年——1929年），但却开创了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
1931年，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他主张“教授治校”，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严格遴选和延聘大量名师，清华大学得以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而跻身为中国名牌大学之列，清华大学的声望也达到和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并驾齐驱的地步。
在梅贻琦治校期间，清华大学已经是大师云集。其中有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张奚若、冯友兰、金岳霖、周培源、陈岱孙、叶公超、邓以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这正如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最好诠释。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被近南迁，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抗战时的文化学术中心。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同期，清华大学创立了建筑系，由“国宝”级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建筑系很快成长为清华大学一支极具潜力的大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院系被迫分割，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单纯的多科性工科大学。
1978年，清华大学又进入了下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逐步恢复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重新成为一所综合大学。
清华大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经历了繁荣和萧瑟的历史阶段，但是它不变的永远是一所中国档次最高的高级学府，特别是工科更是独步天下。
经过岁月的磨砺，现在的清华大学给人有一种“根深叶茂、学问精深”的感觉，这既是清华人所追求的一贯的宗旨，也和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高度契合。
自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清华大学的基本上一直是全国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又是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
清华大学建筑系专业在梁思成创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独占鳌头、生生不息，并且成为清华大学的顶级王牌专业，可见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影响深远。真的是，清华大学，星光灿烂；建筑学系，一路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