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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整理《六经》的故事 后人对孔子与《六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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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整理《六经》的故事 后人对孔子与《六经》的评价 孔子与“六经” 既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主要成果,我们在评 述孔子整理文献的工作时,就必须集中介绍一下孔子整理“六 经“中的情况和问题。 两种偏向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 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流,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偏向或者说两种极端的看法。其一,钱玄同的看法。他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钱氏为了说 明“六经”与孔子无涉,总结了五条,其中有“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底配成,当在战国之末”等等。一句话,孔子根本没有整理过“六经”。钱氏还说:“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总之,钱氏从“疑古”的观点出发,全盘否定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是一种偏向。 其二,皮锡瑞、康有为的看法。他们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皮锡瑞认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甚至连《易》的卦爻辞等都是孔子所作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也说:“凡‘六经’皆孔子所作, 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皮、康之说对后来虽有很大影响,但论述武断, 未免有些牵强。这是另一种偏向。 我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各持一端,都违背实事求是精神,是两种形式不同的偏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应该说,“六经”虽然不全由 孔子所作,但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只不过整理的程度不同。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各异,应加考核。今天所见到的《诗》、《书》、《礼》、《易》、《春秋》,尽管不是当时的原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孔子修订、 编纂、增减的痕迹,其内容都应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史料。用虚无主义态度全 盘否定,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显然不对;全盘肯定,认为“六经”都 是孔子所作,当然也不对。还是周予同的话比较恰当,他说:“孔子既然设 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 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 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而,我以为,孔子为了讲授的需 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 《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整理“六经”的指导思想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到底有没有指导思想?结论是肯定的。孔子为了解 决私学的教材问题,必须自己编订教本,而编订这样一套教本,是需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的。范文澜在 《中国通史》中说:“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 ‘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 乱、神 ‘(《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 异端 (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策》),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周予同的观点与范老一致,也提了和范老相同的三条。孔子整理文献,是 反映他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目的即通过文献典籍来传 道施教,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我以为 孔子整理文献的指导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以“仁”的思想为文 献整理的总原则孔子整理文献是在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原则 下实现的。孔子企图用传播典籍的形式去传道,而在孔子之道中,仁是最主 要的内容。这不仅反映在记录孔子平时言论的《论语》中,也反映在“六经”的字里行间,例如“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仁者见之谓之仁”,“仁者安仁”,“仁者,义之本也”。足见“仁”的思想是贯串在整个整理“六 经”的过程中的。 “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怀疑鬼神,平时“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就拿《易》来说吧,本来是一部占卜之书,但 孔子尽量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 之书。孔子曾引 《易·恒卦》上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接着 就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恒卦》上说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 。再如《左传·哀公六年》:“有云如众 赤鸟,夹日以飞。”周大史说“这应在楚昭王身上”,如果“崇(祭)之”, 就可以转移灾祸。昭王不信,不祭。昭王病,卜人说是河神在作祟,昭王仍 不信,还是不祭。孔子得知后,大加赞赏楚昭王,说他“知大道矣,其不失 国也宜哉”。孔子借此告诉人们,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 按规律 (“大道”)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利国利民。从上面可知,我们今天 看到的“五经”等典籍中,很少有神怪荒诞的内容,恐怕与孔子有很大的关 系,很可能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虽然有时“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故,亦正孔子之特识“。对于这点,鲁迅也嘉许“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比之后世的 墨家论证鬼神的存在,孔子无疑又高明得多了。各种宗教在中国难以得逞, 和孔子整理文献时排斥鬼神 (当然还不彻底)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关于“述而不作”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这表现孔子只是一个传道者。述先王之旧,而无自己的创作。孔子为了施教的需要,整理“六经”等典籍,由于他“信而好古”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文献的内容以及风格,因而说他“述而不作”是对的。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 的观点,提出了“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中庸”为方法论的人 生哲学学说。为了借用古人语言而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孔子力求用古代典籍体现自己的思想,着意表彰“六经”中的“仁”、“礼”、“中庸”等观念。因此,表面看来是“述而不作”, 其实是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朱熹说:“然当是时,作者略 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春秋》为例,虽然 是史实的记录,但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孔子就通过一字的褒贬体现自己的政治观点。

如 《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是说楚国在莘这 个地方打败了蔡军,把蔡侯抓走了。为什么以州名 (荆)称楚国?对楚 可以用各种名义称谓,以州称,以国称,以氏称,以人称,以子称等等,其 中以州称是最低规格的,目的是贬抑楚国。为什么抓走蔡侯不说“获”而说 “归”?这是因为要表示不赞成夷狄(指楚国)抓走了华夏族人(蔡侯)。 孔子在这里用“荆”、“归”二字表明了他明夷狄华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又 如《春秋》关于践土之盟的记载中说“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天子去狩猎, 其实是晋国非常不礼貌地把周天于招去,如果照实写,就会损害周天子的尊 严。孔子只好改笔,替他掩饰过去。当时天子早已成了空架子,而变为一尊 偶像,但孔子仍然在《春秋》中以周纪年,大书什么“春王正月”。所有这 些,都反映了孔子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政治态度。像这样一些笔法,同是一个 内容,但在一字褒贬之下,就生动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孔子就以这 种“春秋笔法”,使《春秋》这部历史书同时成为宣扬他的观点的政治教科 书;而就整个“六经”而言,在编、订中也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某种 意义上成为他自己的著作,因此不能说他只“述”不“作”。 关于淫诗的问题 孔子以何标准删诗?三百篇中有无淫诗?两千年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的留下,删掉了很多,又有人认为孔子批评“郑声淫”,但 《诗经》中有《郑风》,可见没有根据上述标准去删。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又说淫诗已删,现在《郑风》不过是留下来的反面教材。不管攻之者,还是辩之者,都把郑声当作郑诗,也都把孔子当作禁欲主义者,这是不对的。 孔子从来没有讲过“郑诗淫”,只是讲“郑声淫”,并不认为《郑风》是淫奔之作。过去人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孔子把一些反映男女爱情的诗都划为淫诗,其实是不对的,不合乎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这个人在男女爱情方 面是比较开放的。

例如《诗经》卷首的《关雎》是歌颂一个贵族青年爱上一 个美丽的姑娘,一直相思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最后终于结合在一起,孔子 称之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典范。还说“洋洋乎盈耳哉”!其实《郑 风》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关雎》的内容是一致的,多反映男女之间的爱情。 这些内容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真挚热烈的、没有丝毫忸怩做作。像“维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等, 与 ‘寐寐求之“、“辗转反侧”是一脉相承的。《郑风》在十五《国风》中 数量为二十一首,是最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支持、赞赏人民有享受 爱情的权利,这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符合孔子“仁者爱人”的一贯 思想。 淫与不淫是从声上讲的,与诗无关。孔子讲“放郑声”。“恶郑声之乱 雅乐”,都是把郑之乐曲与 《韶》、《武》对应提出的。《乐记》中魏文侯 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 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回答说:“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不可以道古, 此新乐之发也。”据此可知,魏文侯与子夏区分淫与不淫。是从古乐与新乐 的对比上讲的。雅乐,古乐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 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后人一般都把周之音乐称为雅乐, 而郑卫之音则是一些通俗音乐,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些音乐自然是不合雅乐 的,一直受到雅乐的排斥而流行于民间。春秋后期,礼崩乐坏,郑卫之音蓬 勃而起,并逐渐形成一股“新乐”的洪流,冲击荡涤着雅乐,因此,它决然 不是《诗经》中的《郑风》(诗)。再说,如果把《郑风》(诗)等同郑声 的话,那子夏在回答魏文侯“何谓溺音”时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 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作何解释呢?难道在今存的 《诗经》中还有宋风吗?

在作了以上的简单分析之后,我们说,郑声不等于 《郑风》(诗)。孔 子在男女爱情方面是开放的,正因为如此,十五《国风》中绝大多数描写爱 情的诗章才保留下来,并且以 《郑风》数量为最多,并将《关雎》列于三百 篇之首,都有力地证明《郑风》(诗)并非就是后人强加给孔子的所谓淫奔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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