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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国文化传统的“家”

所谓齐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内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现在要讲“修身”与“齐”之道了。我曾经多次提醒大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庭的,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古代传统文化,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庭”、“大族”的。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族”的“社会”,与另一个族,或其他许多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做“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将”、“岳军”等,也都是由这种“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值得仔细研究,再作定论。

“大庭”的“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族的“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的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学说的“齐、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后生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一个子弟、一个青年犯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一只鸡,或有了男女之间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要求族长要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县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了他乡别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族的面子了,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族”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被他们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都也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庭”和“大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每年的收入,作为本族(本)清寒子弟肯读书、肯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会”团体这一门的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的学说,如《大学》、《中庸》,就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不会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来卖旧货。讲了几次,听的人热烈欢迎。我就见好便收,干脆不去上课,自己看书研究,免得浪费时间,去听几十个小时的课,那我可读多少的书啊!

讲到这里,除了“宗法社会”、“大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做和尚、做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鰥、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所以韩愈的侄子,出学道成仙的韩湘子,也只好做两句诗来启发他老人,“云横秦岭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何在”的情况啊!

从“张公百忍”的故事说起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族”所形成“大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庭”的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要明白,我们的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臣武将等最有诱惑力的,也是最想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民,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的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清楚,提醒大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族”的传统,方形成后世“大庭”、“大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一个国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政党,管理社团,从表面大体上来说,他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庭”或“大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的农村,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偏是生了一大群子女,比富有人、城市人,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元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等习俗,所以稍稍富裕的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只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来算人口的。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不同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做“妯娌”。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自的不同。五个儿子之间,也并不是由父母遗传的生性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下一样,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妯埋”,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日用品生活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等,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就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随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加上还有三个、五个姊妹还未出嫁,日夜蹲在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瞍、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对方女婿是有权有势的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庭,回到娘干涉务,或是请求救济的。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的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糊涂的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齐”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的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了在內。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必须要了解,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所谓数百口之,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庭”,历代都有,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公元一○○八年),“醴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的敬佩。所谓“无间言”,是说全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之道,是“齐”这样的,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照我默默的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尧可不愿多子多孙哪!

讲到这里,又使我忽然想起孔子说的话,“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了上面所讲的中国过去社会的“大庭”,依照孔子的话,“好古,敏以求之”,使我又想起孔子再三推祟上古圣人皇帝唐尧的一则故事。根据历史的记载说,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慎,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在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或“世、“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也是美国的“世”、“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有喜欢讲说或关心“肯”,以及别的“世”的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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