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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
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的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二 追逐白马
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O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泱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
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
三 关于《旧址》的问答
——笔答梁丽芳教授①
1．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篇小说?
答：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小说家是写小说的，或者说是讲故事的；他的小说当然会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会和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有关，更会和他的心理与性格的特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特征决定了一些人可以成为作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写真。不错。小说曾经有过相当长的写真和写实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们简单也是直接地到小说里来寻找作者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历史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必须是“真实”的才好，才有意思。这就好比有人看了《红楼梦》，一定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荣宁两府就是“江宁织造”的官府。依我看，用这种被动的“相信故事”的方法看小说，其实是对小说的取消，是对艺术的降格。有一次，我到西安的“半坡遗址”参观，那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些出土的陶器按照不同的时期顺序依次摆出来。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陶罐上的鱼纹图案，从最开始的粗糙幼稚的模仿，慢慢发展到非常逼真的写实，然后又从写实慢慢发展成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最后，是最简单最抽象的三角形。作为后来人，我们几乎肯定是无法猜测出．那些旋转飞舞千姿百态的几何图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代表着什么。但你还是被那些七八千年以前的图案所打动，你还是在这魔术般的变化面前叹为观止。而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有任何一种时髦或“先锋”的理论来做指导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本能找到艺术的规律，并不妨碍他们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自由地往来。并不妨碍他们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潇洒地转换。他们在近万年前就已经自由地运用过，深沉地体察过的规律，至今对我们依然至关重要。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在“进化”、“进步”，以为现代人在一切方面理所当然的比祖先们深刻。这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想当然的自高自大，说穿了是一种精神撒娇，是一种现代人的最普遍、最时髦也最可鄙的时代病。
我想，小说之所以被格外的要求“真实”，除了它自身的写实的历史而外，这还与小说是使用语言和文字构成的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是小说当年曾经得以广泛的传播，如今又被深深地束缚的最重要的原因。被最多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有着最多最普遍的戒
律。戒律有些是可以打破的，有些则不能。因为那些呈现出来的戒律并非只是一种戒律，而是人类这种生命形式的局限。尽管认识了这一点叫人悲从中来，但我们却永远无法摆脱它，这是人的宿命。
说了这些话，我的意思无非是想告诉大家，最好不要到我的小说里去寻找有关作者自己的真实，也最好不要去寻找有关历史和社会事件的事实。你最好只当是听了一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能够触动了你的情怀，引起了你的翩翩浮想，如果这触动和浮想来得很深很长．那
就是我的大幸，那就证明我的小说或许还不错。
书归正传，现在我来回答问题。是什么触动了我写这篇小说的呢?很难说。因为这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从大的方面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又由于这种经历带给我的对于人生，对于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体验。我之所以强调“文革”经历，是因为任何一个
人的体验，事实上都是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所染了色的体验。这里的经历不仅仅是外在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经历，它更是内在的、心理的和情感的经历。从小的方面说，这部长篇小说是从我姑姑的一封信开始的。这个姑姑是一九四九年跟着姑夫去了台湾。在将近
四十年的时1．日]里，她和我们家断绝了音讯。当年，我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而我的姑夫是国民党的中将军官。知道了这些，也就大致会想到我的家庭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一句话，家破人亡。这些事情我不想再提。因为这封信，我平生第一次回到家乡，既是为姑姑拍一些家乡的照片，也是为回去看看父母的出生之地，看看自己的根。我的老家在四川自贡，是个盛产井盐和恐龙化石的历史名城。我的家族曾是这座城市里最有名的大家族。这次家乡之行，让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在一回首之间，看到了千百年的历史，看到了许许
多多生命在这无理性的历史的浊流中的泯灭。可我那时只有感受，只有许多很深很难言说的感受。我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看见那些破败不堪的旧屋旧院。我知道它们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和衰败．知道我的许多亲人的生命就消耗在那些辉煌和衰败
之中。冰冷的时间无动于衷地把生命和情感变成化石，粗鄙的历史无动于衷地把人和人的种种努力变成废墟。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在明确无比地奋斗挣扎，为了这奋斗和挣扎他们或她们聚集了终生的理性和激情，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这理性和激情为什么全都变成了滔天的洪
水。面对着历史，人到底是什么?面对着时间，生命又到底是什么?这所有难以言说的一切，像一场从千百年前刮起的大风，把我裹挟而去。或许，那就叫思接千载吧，我浮想联翩，却又欲哭无泪。我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的一切，这生生死死的万千生命，都是我自己以血以肉亲身经历的，都是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难以言说的一切，成为了我小说的基本的内核。成为了我倾诉自己的动力。
答：应当说有一点。但我已经说过了，小说里的李氏家族并非是我自己的家族史，我要写的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城市；我要写的是人，是生命，是中国。
3．这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是什么?
答：我写小说从来不列提纲，也很少把一切都想好了才写。写旧址>也没有提纲，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总体构思。只是自从回过家乡以后，就一直在心里想来想去的，想了七八年，又整整写了一年，才终于完成了它。写完以后，旧址>的第一位读者当然是我的妻子。我妻子蒋韵和我是同行，也是个作家。等她看完后，我就问她，你说这是一部社会批判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是那种所谓“史诗”式的小说吗?不是。你说这里有英雄吗?没有。你说它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吗?不是。我说，那好，那我的小说基本上算是成功了。
4．你对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怎样看?
答：这个问题早已经是一个怎样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怎样想的问题了。自从“文革”结束以后，自从新时期文学以来，大陆的作家早已经纷纷抛弃了只写政治宣传品的历史，早已经开始走上各自真正的文学之路。在已经有了许多“先锋小说”的今天，再来讨论这个问
题，实在显得没有必要。还是让咱们继续讨论文学吧。
5．你是否受到博尔赫斯的叙述手法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时空的运用)?
答：博尔赫斯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因为我不懂外语．中国大陆只有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我相信大陆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因为翻译过来的只有这一本。但是博尔赫斯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先锋小说”家效法的鼻祖。我虽然也喜
欢博尔赫斯，我也知道博尔赫斯在整个美洲和欧洲的巨大影响，但我还是觉得他过于的精致了，看他的作品眼睛里总是出现一只嘀嗒作响的表，而且是一只打开了后盖能够看见那么多亮晶晶的复杂齿轮的表。博尔赫斯在小说里多次提到中国，据说他晚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
到中国来，他对中国，对中国的老庄哲学深感兴趣。但我觉得，博尔赫斯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方”作家。虽然他并不住在欧洲，虽然他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先驱和大师。只要对比一下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语言、宗教等等，你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血肉难分的血缘关
系。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上深刻的血缘关系，才使得拉丁美洲的文学很自然地在欧洲和北美引起了“爆炸”。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文学，无论作家、作品，还是数量和规模，都并不低于拉美的“爆炸”．但至今欧洲和北美人对其所知甚少。除去许多“时势”的偶然因素外，我想，更多的原因是东西方两大文化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智慧，这两大智慧的沟通和理解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登上一个台阶和登上一座高山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自然大不相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凭心而论，我对自己的《旧址》在形式上的努力并不满意。我总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形式上走得更远一点。我总觉得没有把握好，我也许可以做得更彻底。离‘‘写实”更远，离寓言和“写意”更近。可惜我没有做好，如果再写一次，也许能做得好一些。但我认为形式绝不是一种外在的技术性的操作，形式应当是艺术家内心世界自然而真诚的流淌，在此，任何一点做作和生硬都是对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埋葬。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容易被“时髦”淹没的时代，我宁愿更相信自己的内心和感情。
6．你的女性人物塑造流露了你对她们的偏爱，为什么?
答：和男人相比，女人更少理性，更富于生命直觉和情感投入。做了母亲的女人尤其如此。但理性和情感相对于人很难说清它们孰优孰劣。男人、女人都是人。或者说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才有一个相对来讲完整一些的人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偏爱女性人物，也许
下一次，我会写一个完全没有女人的小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写好它。
7．你写很多杀人和被杀的场面，想表达什么?李京生最后的出国除了与姑母见面而外，还有什么用意?
答：一部人类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屠杀的历史。常常是这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这样的意志杀了那些人，过了一段时间，那些人为了表达和贯彻那样的意志又杀了这些人。到头来，历史却抛弃了所有属于人的所谓意志，让那些所有泯灭的生命显得孤苦而又荒谬。
我不知道杀人这种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是人性中永远摆脱不掉的本性。尽管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大道理都是和杀人作对的，可人类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屠杀，哪怕只消灭一天呢。我知道连这一天的希望也几乎是妄想，惟其如此，才深觉彻骨的悲凉。
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小说不想对社会是非做判断，也不想对历史是非做判断，不仅是不想，更是觉得不能。不相信任何判断。我的小说里是写了不少杀人的场面，我写了这些人杀了那些人，又写了那些人杀了这些人，我写了在这些以人血涂写的历史中的人的悲凉处境；我想或许在这处境的表达中，可以看见人，可以看见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历程。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他们并非是作为英雄而死的，他们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死在历史之中了。他们不这样死，也会那样死。只是这世世代代永无逃脱的死，这死的意义的世世代代的丧失让我深感人之为人的悲哀。
李京生没有死，李京生远离祖国和家乡所看到的，也还是亲人的丧失和死亡。他在接到那份姑母的死亡通知单之前，已经眼睁睁地看见了自己这个亲人的丧失。这“丧失”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比死亡来得还要彻底。我不知道我对李京生这个人物有什么明确的“用意”。
他也只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个，有所不同的是，在所有别人已有的悲哀之外，他更有一种离根的漂流之苦。他所丧失的，他所感受的，更是一个中国人面对世界时更为广意的丧失和感受。
一个作家写完了小说之后，再来给自己的人物做解释是件很拙劣的事情，他肯定是越说越糊涂，所以还是别说了。
8．你认为文学应当如何表现(中国的)历史?
答：这又是一个不宜于回答的问题。我想，有一万个作家，就有一万个表达历史的形式和方法。不过在这我倒是可以谈谈我对历史这两个字的理解。历史是什么?对历史最简单的界定就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既然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只有依靠记忆来留住它。不
管是把它刻在石碑上，还是写在书本上，还是存在电脑里，都是记忆方式的变种和扩大。尤其当你面对着图书馆的书山字海，面对着计算机不可限量的天文式的储存，你不能不对人类的记忆功能叹为观止。即便如此，人类所留下来的还仅仅是一部残缺不全缺章短页的历史。这并非人们不去记忆，而是人们根本就没有完全记忆历史的能力。最近，我看了几本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录。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知青，所以我才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不愿去做这徒劳的努力。我知道那个井底下的月亮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捞不上来的。因为我放弃了那个“真实”的历史，所以我便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在其中，我徜佯徘徊．长歌当哭，我以我的文字组成我的小说，我又被我的文字组成血肉难分的真实的我。
行文至此，忽觉心事浩茫。深深感到，与陶潜先生“欲辨已忘言”的情怀绝然不同的文字操作者的苦衷。你的表达惟有求诸于文字，你的表达又不得不束缚于文字。这就是为文者的宿命。有时就想，陶渊明在“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中舍弃语言，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苦炼中穷尽语言，都是为了把那根束缚的缰绳扯到极点。他们各自在自己“舍弃”与“穷尽”的文字之旅中，走到了生命的极限，也表达了生命的极限。有他们在前面，既给后来者留下了路标，也给后来者留下了难以翻越的高山。但我们必须去翻越，我们只有去翻越，我们只有在艰苦的翻越中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留下自己生命的足迹。
忽然间，在你的询问之下写了这么多的话，到底是否真的把心底的感受全都表达了，亦或表达的是否全是“真”的?我不敢肯定。
——既如此又何必喋喋六千言?想想也真可笑。
就让我们先谈这么多吧，如果再不停止，这篇文章就会太长了。谢谢你对我的小说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和关心。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太原家中
①粱丽芳博士L缸long LeIlIlg．女，加拿大亚尔伯达大学Univermtyd Alber~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囊括百名作家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评介计划”，最近刚刚出版了（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书中对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家做出评介并刊出采访问答。